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持续做好失踪烈士遗骸搜寻保护和为烈士寻亲工作”。近年来，复旦大学始终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作为核心使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依托学校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积极投身烈士褒扬与遗骸鉴定工作，同时把这项工作融入育人全过程，给大思政教育很多启示意义。
有没有这样一种“青春”：常年跋山涉水寻找、挖掘一具具遗骸，在高科技实验室全神贯注鉴定、研究一具具遗骸，在学校、网络、社会课堂的读书实践中，还是情系、解读着那一具具遗骸……
有。在复旦大学，记者就遇见了这样一群年轻的师生。
4月14日下午，面对60多具解放战争碾庄战役的无名烈士遗骸，李成涛教授带着研究生团队，肃穆默哀，然后开始进行全息扫描和综合鉴定。
这是复旦大学一个寻常教学科研现场，也是一堂以烈士遗骸鉴定工作推动红色育人的“大思政课堂”。
作为法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院长，李成涛和学生们一起，又一次亲身参与烈士遗骸鉴定和寻亲工作全过程。
复旦大学依托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学、法医学与法庭科学、科学考古、表型组学四大特色学科，近年来构建了多学科协同、技术手段先进、实践成果丰硕的烈士遗骸鉴定发展新格局，科技鉴忠魂，育人传薪火。
让先烈“铮铮铁骨”说话、唤醒热血青春，这“圈粉”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想到自己16岁还在读书，而同龄先辈早已上战场，甚至失去了生命。再也不会也没理由喊‘累死了’，因为真正去世的人就在眼前”，“那一个个青年爬雪山过草地、迎着枪林弹雨奔赴抗日前线的形象，如在眼前，让我感悟到一个个用红色考古说出的活道理、真信仰”……
这些复旦大学学生的网上评论令人震撼。在不久前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以天下为己任，为强国而读书》中，最能引发青年网友共鸣的也是这样的话题：“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一张平静的书桌来之不易”“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原来，“铮铮铁骨”不只是形容词
“直到那一刻，我才完全醒悟，原来，‘铮铮铁骨’不只是形容词”。
文少卿是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80后副教授、博导，从2015年开始他带着学生们，先后完成了1600多具疑似烈士遗骸和100余位疑似烈士亲属的DNA鉴定工作，建立了国家英烈DNA数据库1期，而让他重新认识“铮铮铁骨”一词的，是2023年1月对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山革命烈士进行鉴定和场景复原、解码还原历史那一次。
在这处曾是战地医院的土地上，文少卿团队成功帮助寻亲家属崔玉岐老人找到其三叔崔海治烈士的遗骨。经鉴定，这片烈士墓地安葬的49名无名烈士平均预期寿命仅20.5岁，最小的不到14岁。
“我们常边抹眼泪边工作，有几位女同学每工作一会儿，就要蹲到角落泣不成声，再返回现场，一幕幕令人震撼的英雄图景在眼前展开：多具战士遗骨正面的不同部位有数处子弹弹孔，凝固着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正面冲锋的无畏姿态；一位年仅17岁的烈士，其遗骸的病理现象揭示了他曾长期营养不良和贫血；更有多具年轻烈士的骸骨上，显现出退行性关节疾病等中老年病症，诉说着战士们为‘用双腿跑赢车轮’的轻步兵奇迹付出的代价……”
正是那一刻，文少卿突然解开心中一个疑惑：曾听过受伤老兵过安检时警报声大作的新闻，难道弹片真的能和骨头“长”在一起吗？
2000年出生的法庭科学研究院2024级直博生魏麒，多次参与烈士遗骸发掘与鉴定，对此也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在湖南的一次任务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烈士牺牲时年仅18到25岁，正值青春年华。然而他们的骨骼上却留下了常年营养不良的痕迹。即便如此，他们仍坚持进行高强度训练与作战。有的烈士锁骨上有明显压痕——那是枪托常年顶在肩上的印记；还有一具颅骨，我们通过三维重建后发现，这位年仅二十出头的烈士，被子弹正面贯穿头骨，当场牺牲，用生命践行了守护家国的誓言。”
魏麒曾作为复旦大学学生代表，参加第十二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与安葬仪式，当看到覆盖五星红旗的棺椁在礼兵护送下缓缓归来，看到烈士陵园纪念墙上密密麻麻的197653个烈士姓名时，她第一次如此直观体会到“山河如愿，英雄归来”这8个字的份量。
那一具具深嵌着子弹或弹片的“铮铮铁骨”，在她和同学们小心翼翼地挖掘修复后重见阳光时，她深刻理解到：这些真实的历史痕迹呈现在眼前，战争不再只是书本中的文字，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而又沉默的生命。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是科学研究，更是在用科技为英雄寻找姓名、为历史还原真相。
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你们怎么才来？”“你们是烈士‘刘排副’的家属吗？”
2025年在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石沛镇徐洼村，1989年出生的熊建雪见到无名烈士的守墓人李庭章。老人见面的第一句话，一直在她耳边回响萦绕。
熊建雪是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分子考古实验室博士后，本硕阶段在历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积攒了丰富经验，博士期间她多次以领队身份负责烈士墓地发掘与出土遗骸的体质鉴定工作，将体质鉴定、分子考古等与田野考古结合。在“刘排副”墓葬发掘过程中，她看到了当地朴实老百姓的眼神中交织的期盼与焦急，体会到了“江山就是人民”，而“人民”就是一个个活在身边的“人”。
“是来找‘刘排副’的吗？”在见到熊建雪一行前，守墓老人李庭章每当见到村里来的陌生人总会这样问。
70多年前，一支20多人的伤员小队来到徐洼村，“刘排副”便是其中一位伤员，因为在战斗中腹腔中弹，不得不退居“大后方”。养伤期间，“刘排副”与当时只有7岁多的李庭章结下深厚友情，聊天中得知，“刘排副”来自山东济南，参加过抗日战争，由于当时伤势比较严重，“刘排副”自觉时日无多，临终时特意交代李庭章，有机会一定要送其“回家”。在其去世后，村里人用门板做成了棺木，将其葬在山间，每一年都会有很多人前往祭拜这位英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李庭章开始了70多年漫长的等待，清明一抔土，除夕三炷香。
近几年经媒体报道，500多万网友参与了寻找“刘排副”的行动，网友留言提供了大量线索，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赶赴全国各地比对信息。
2025年10月，“刘排副”DNA比对有了新进展。熊建雪参与的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在吉林省找到了“刘排副”的家人。原来，“刘排副”名叫“刘保国”。终于，“刘排副”不再“无名”。当无字墓碑被刻上闪亮的名字，当一抔家乡土缓缓撒在棺椁上，“刘排副”终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但遗憾的是，李庭章老人没能等到烈士家属的到来就去世了。
熊建雪和同学们在墓葬中还发现了几枚锈迹斑斑的门环，正如守墓老人所说，当年为了安葬“刘排副”，老百姓拆下了自家的门板作为棺木，这些门环正是“军民鱼水情”的见证。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早一点，是否李庭章老人就能亲眼见到刘保国烈士的家属？是否我们就能在遗骸彻底消逝前，为烈士保留一份DNA，以待家属找来？”
熊建雪和许多同学一样，认为烈士遗骸发掘不仅是在与时间赛跑，更是在与遗忘抗争。
一位大学生说，手中的手铲与毛刷，连接的不仅是过去与现在，更是牺牲与铭记。我们不仅是在发掘尘封的历史，更是在点亮一座座灯塔，为英雄照亮回家的路。
“每一次分析数据，都是一次跨越时空与先烈的对话；每一项研究成果，都是对英雄事迹的传承。”
历史学系2022级强基班本科生温贺童告诉记者，自己有幸通过分子考古训练营加入分子考古实验室，投身法医考古与烈士遗骸研究工作，在两年多时间里，以DNA为钥匙，以稳定同位素为线索，还原烈士生前的健康与饮食状况，一次次帮助无名烈士寻到亲人，踏上“回家”之旅。
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他们一次次还原烈士们生前饮食结构：在那物资匮乏年代，他们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却始终坚守信仰、奔赴战场；锶同位素数据如同烈士们的“地理身份证”，清晰标注出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为了民族解放告别家乡，在异乡献出生命。骨骼上的创伤痕迹、病理特征，无声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与先烈的坚韧。那些年轻的生命，在本该享受青春的年纪，用血肉之躯扛起家国重任。他们不是冰冷的符号和数据，而是有父母、有牵挂、有温度的英雄。
“我愿做一块忠魂归家路上的辅路石，用科技之光照亮无名英雄的回家路，让每一位先烈都被铭记、被缅怀。”温贺童的话，也代表了师生们的心声。
英魂归故里，烈属得慰藉。“十四五”期间，我国推动7.7万余座零散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累计为7000余名烈士确定安葬地或找到亲属，这里面就有科技考古工作者的贡献。
用心倾听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
“只有用心倾听，才能体会科技考古背后‘人’的共鸣”。
文少卿长期为烈士遗骸和亲属做DNA鉴定，工作目标已从单一DNA寻亲，转变为通过DNA鉴定和颅面复原，获取烈士身份和形象，让无名烈士不再无名，通过体质鉴定和同位素分析，复原吕梁烈士等革命场景，解码这片土地上曾发生的历史。
“科技考古用于红色育人还遇到不少困难，比如抗战遗迹遗骸保护覆盖不够、传统展陈讲解叙事手段质效不够、科技赋能方法成效推广运用不够、抗战遗迹遗骸发掘保护不够等，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需全社会都能更加用心、用情、用力。”
文少卿说，让先烈的“铮铮铁骨”说话绝非一件易事，烈士遗骨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法医学、分子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并发展出法医考古、分子考古和虚拟考古等细分领域。传统研究方法和人才队伍，更是难以满足通过“让遗骨说话”来讲述革命故事的现实需求，需要用心整合、国家重视、社会支持。
在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窝北村村西，埋葬了80多年前在雪村抗日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那场战斗史称“雪村突围战”。2024年6月12日，文少卿团队对雪村出土的遗骸进行体质鉴定研究，首次看到大量非战斗人员，其中近1/4遗骸是女性，近1/3为婴幼儿。锶同位素结果表明，这些非战斗人员都是当地村民，而男性青壮年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山西。
研究结果揭示了部队护送妇孺突围的场景。军与民，共同将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在一箱遗骸中，有3个年轻的男性士兵和6个小孩，最大的6岁，最小的1岁左右，还原了当时战士们护卫着一群孩子一起突围，不幸全部遇难的场景。这是军民共赴国难异常惨烈又异常悲壮的铁证。
相比吕梁和雪村，江西吉安黄公略烈士的遗骸鉴定，最大挑战是南方的自然环境。
一位参与鉴定的大学生感叹：之前读到“青山埋忠骨”这样的诗句，感受到的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直到亲历才知道，南方植被对地形地貌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当地百姓对英烈的世代守护，青山里很多烈士墓早已无迹可寻。
“技术的重量，不在数字里，在人身上”。
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研究生汪圩嘉说，他的体会来源于Al考古课几位老师的言传身教，做技术不能只盯着论文和指标，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他曾在新疆拜城支教了一年，回复旦选修Al考古课，然后“遇见”了邓萍。1935年2月，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攻打遵义城的前出侦察中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90年过去了，他留下影像极少，仅有几张照片年代久远、画质模糊，如何在有限历史影像和文献基础上，还原一个经得起历史考证的、有时代质感的面容？
汪圩嘉进行了大量史料搜集与考证、Al面貌生成与反复迭代、视频比照生成的工作，直到一天深夜，模型生成了一张图——一个27岁青年军人面庞，棱角分明，目光坚定，嘴角微微上扬，还带着一点没有完全褪去的少年气。
汪圩嘉那一天在屏幕前坐了很久。那一刻他意识到，宏大叙事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他本可以有漫长的人生，却选择在遵义城墙下匍匐侦察，然后再也没有站起来。“英勇牺牲”四个字，那一夜变成了一张具体而亲切的脸。
“我在新疆拜城支教懂得了什么叫‘落在人身上’。这一次，技术落在了一张90年前的脸上。”
一个大写的“人”的生命成长之旅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曾是有血有肉的青年，也都曾有过困惑、犹豫和挣扎。”
一位复旦大学同学的话，引起很多年轻人的情感共鸣。通过传播，校内外的广大公众行动起来，一场场为烈士寻亲的接力正在进行。比如，吕梁方山崔海治烈士身份认定后，他当年指导员的儿子看到报道主动联系团队，公开了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的父亲遗物中的长诗《战士》，诗中写的正是崔海治，烈士的遗愿也因此得以实现。
文少卿“还原”当时的一段历史说：崔海治最初在部队中“老是思想上开小差”，显得“有些落后”，后来指导员慢慢了解到，他因为一直担心在家乡身体不好的老母亲没人照顾，总是心神不定。有一次行军途中，指导员特意带他返回村里看望老母亲，当他看到当地对革命家庭形成互帮互助机制，乡邻不定期看望、照顾老母亲，终于打消了思想顾虑，后来他冲锋在前、奋力杀敌，直到壮烈牺牲。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郑奕坦承，一些革命主题展览对大学生等青年吸引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广受关注。其原因除了展陈方式过于传统、缺乏互动性与沉浸感、教育功能与日常学习脱节，还有内容贴近性弱、传播渠道单一，难以引发青年共鸣，比如一些革命纪念类展陈，常常聚焦“事件史”或“英雄伟人”，忽略青年个体在革命中的独特经历与情感选择等。
文少卿结合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真实个体生命，用朴实无华、具象化、有代入感的“青春态叙事”吸引青少年，他说自己每分享一次，灵魂和精神就被洗礼一次。在讲到那些“铮铮铁骨”背后的热血青春故事时，他数度哽咽。
他说，近年来在上海一些中小学交流分享这些故事时，现场师生们和他一起流泪抽泣，有一场交流会后，一位中学思政课老师紧紧拉着他的手，恳请他多来几趟，“我很少见到同学们这么整整一堂课，仰着头聚精会神听下来，还愿意会后讨论、查资料、看影像，从接受红色知识到产生价值认同，相信不少孩子的人生观都改变了”。
令文教授感到遗憾的是，有个别网友或所谓“专家”，以“这叫考古吗”“是政治投机吧”等揶揄、网暴他，让他感到很难过、气愤。好在这只是个别现象。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晔说，用红色考古案例讲活道理，思政课从“单声道”到“立体声”的教学实践，开讲“场馆里的思政课”，让“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愿以此身长报国——伟大建党精神与抗战精神”等主题展览变身思政课堂。
李成涛也告诉记者，对那60具碾庄战役烈士遗骸鉴定的过程，也是思政课教学的过程。经相关部门同意后，他将组织学生参与“为烈士寻亲”志愿服务，实现从“聆听者”到“参与者”“志愿者”的深刻转变，开展烈士模拟画像、口述历史采集等活动，让红色教育从听到讲、从看到演、从静到动，真正融入成长过程。
在烈士遗骸鉴定过程中，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团队还发现了许多令人动容的细节。师生们认为关于烈士遗骸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学术期刊上，更应转化为展览、纪录片、科普文章、校园课程等公众可感知的形式；还希望将科技考古手段扩展到“万人坑”中的平民，正确阐释二战史观。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只见“人民”的概念，不见鲜活大写的“人”的现象，才能实现从“技术鉴定”到“精神传承”的升华，让英烈精神真正融入民族血脉，代代相传。
唤我“铮铮铁骨”中华好儿女
久久凝望一个展橱里一堆遗骸，心情难以平静，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倾诉：
“一个青年学生对祖国的热爱，真如一个姑娘初恋时那样的真纯入迷。”
这柔情似水、深情似海的文字是谁写的？方志敏烈士——那正是他的遗骸。在他写于囚室的《可爱的中国》遗文中，他慷慨悲歌、大声呐喊：“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
70年前，正是方志敏烈士的遗骸鉴定，成为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组学者吴定良与司法部法医学研究所张颐昌主任法医师精诚合作的成果。这也是法医学首次遇见人类学。
2025年11月，复旦大学建立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法医学+人类学”交叉研究团队（A类），致力于以烈士遗骸鉴定为切入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培养。这是新时代、新科学范式下的“法医学+人类学”。
在方志敏烈士事迹感召下，法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院长李成涛在此一干就是20多年。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持续为国家烈士褒扬事业培养和输送高端人才。
因为烈士遗骸鉴定是我国烈士褒扬工作中的“硬骨头”，面对遗骸严重破损、高度降解、无后代数据库比对等巨大科学难题，单靠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或高校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要解决极度专业性与人才紧缺现状等问题。
每天都要认真倾听“铮铮铁骨”说话，需要专业知识和勇气智慧，需要坐多年的冷板凳、跑遍埋着烈士忠骨的荒山野岭。作为已投身这项工作并将其作为毕生事业的女生，魏麒说这是自己无怨无悔的选择。
“作为一名复旦学子，站在烈士遗骸和墓碑前，就不禁想起母校百廿校史中50余名复旦英烈留下的‘为国牺牲’的红色基因，想起抗美援朝时期，上百名复旦师生奔赴前线，践行‘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的誓言。这份红色传承，让我更加明白，作为一名法医学博士生，‘用科技为英雄寻根’不仅是我的专业使命，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同济大学、上海大学调研，记者遇到了不少同样结合专业“传承英魂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老师和同学，有的潜于深海开展科学考古基础研究，有的用人工智能赋能前沿创新。
发挥科技考古作用助力红色资源挖掘利用，与田野考古、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利用一脉相承。
在复旦大学一个科技考古实验室，记者就遇见了好几位戴着口罩、手套的女同学，聚精会神研究汉代的头颅遗骸，各种小铲、小刷等精密工具，在她们纤细的手中穿梭。在灯光闪烁的一个精密检测仪器前，记者还看到一位意大利留学生，边观察边记录。
科技考古让世界更加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比如研究选取台湾汉本、公馆遗址距今3000-2000年前46具人骨样本，完成古DNA的提取、富集与高通量测序，是全球首次对台湾岛内古人样本开展系统性基因组研究，研究成果于《自然》杂志发表，引发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从遗传学硬核层面，证实了台湾人群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人群的血脉同源性。
记者想起几年前在故宫，看到不少来自北大、清华的大学毕业生，几十年如一日埋头修复文物，有人把笔记本落在椅子上——翻开最后一页，写着：“文物会老，匠心不会；我们会年轻，也会传承。”
今天的“铮铮铁骨”，不一定再是迎着枪林弹雨炼就，更是一种坚定文化自信超越“情绪价值”的骨气、底气和志气，是一种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精气神，是一种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选择与勇气。“庚续中华文脉，担当文化使命”，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说，已深深融于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日用而不觉，功成必定有我，功成不必在我。
离开复旦大学时，一位科学考古的教授对未来的思考和建议，也深深打动记者——建议建立国家级“英烈展陈馆”，试点结合大数据与数字化仿真技术，引入“烈士数字永生”，让英烈的音容笑貌与伟大精神，永远鲜活地陪伴一代代中国人。（张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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